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省一市，流域内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都可能“殃及太湖”。

　　太湖治理，必须着眼于整个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

　　此可谓老生常谈，但不可谓不切中要害。

　　在吴江实验中，部分取消了经济指标的考核而代之以环保指标的考核，发人深思。

　　政绩观与大局观，仍是太湖环保攻坚战，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两个槛。　

　　7月22日，苏州太湖东山，著名水质处理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占生站在船头观察着苏州东山自来水厂的取水水源，他对水厂工作人员说：“比我预想的要好，但也只是四类水，不能掉以轻心。”

　　一般而言，作为饮用水源的，必须是三类以上水质。王占生提出了在“取水口投放粉末炭吸附有机物”的建议。

　　从今年7月1日开始，新修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开始实施。王占生说：“新标准出台以后，太湖流域的自来水短时间内达标，任务很艰巨。”

　　2004年，19名包括王占生在内的业内专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尽快修订《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三年之后，新的饮用水标准终于出台。

　　艰难出台的新标准

　　近年来，国际上对饮用水水质标准修订的频率越来越快。其中，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于1984、1993、1996、1998、2003、2004年公布了《饮用水水质准则》或相关资料。

　　此前中国的饮用水标准，出台于1985年。按照老标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一些地区尽管饮用水已经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却很有可能完全达标的。

　　复旦大学预防医学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所曾针对某肝癌高发地区进行藻类毒素危害健康的调查研究。课题组自1991年开始，对一个9万人的人群进行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该地区居民饮水中含有的微囊藻毒素———浮游生物产生的一种慢性毒素———使癌症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了近10倍。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按照之前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尽管这个地区的饮用水已经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却很有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原因在于，依据这部国家标准，检测项目仅有35项，其中有机污染物仅有2项，农药仅有2项，至于藻毒素的指标，更未作出规定。

　　2004年，王占生与其他专家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尽早修订和颁发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建议。在建议书上署名的还有卫生领域和给水领域的另外18位知名专家，其中包括清华大学钱易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李圭白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陈昌杰、凌波研究员等。

　　这份建议书通过担任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易递交到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

　　在19名专家上书之后，新的饮用水标准的制定开始加速，2006年底，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牵头，建设部和卫生部等参与制定的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终于完成论证和审核，定于今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

　　“新标准”只是开始

　　新标准的出台只是开始，要完全达到新标准的要求，可谓困难重重。

　　粗略估算，要达到新的标准，全国至少需要投入1万亿，而这其中，国家拿出的至多3000亿，剩下的都需要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

　　王占生既参加了卫生部“规范”的修订，也是建设部“行标”的审查专家组长，他坦承：“随着新标准的施行，供水企业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王占生说，目前只有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供水企业具备“行标”所要求的检测能力，很多中小城市供水企业的现实选择则是送样到大城市进行检测。

　　对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饮用水源，还必须进行深度净化处理，如采用先进的臭氧-活性炭工艺，才能达到“行标”的要求。

　　王占生说：“治理水污染则需要大量的资金。事实是，没有钱，谈何治理？此其一。其二，只要按照高速度比率发展，污染就会跟着发展，这也是不可回避的”。

　　在太湖流域，一方面水质要尽快达到新标准，一方面政府投入又短时间内难以到位，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正在产生。

　　苏州嘉林科技集团总裁吴立一直在向一些财力薄弱的乡镇水厂推广他的BOT模式。

　　他说：“在目前饮水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府如果资金短缺，可以在“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改造中，采用BOT的模式来加快推进《新标准》的实施，“由企业给水厂提供水质深度处理设备，水厂可以在今后数年内逐步返还。”

　　王占生觉得BOT的方式在当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解决办法，但他觉得首要前提是将成本进一步降低，“他们现在的成本是每吨水600元左右，我认为，如果能降低到每吨成本300元，才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据王占生估算，采用深度处理工艺，每吨水预计增加成本0.2-0.3元人民币。他认为，如果国家在政策上对自来水进行优质优价的政策扶持，成本完全可以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