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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1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柳斌杰署长提出：未来10年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目标是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既要依靠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有各种支撑条件，标准化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出版业的标准化实践历史悠久 中国是出版历史最悠
久的国家之一，也是出版标准意识出现与标准实践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出版业的形成初期，出版标准化的意识即伴随着出版业形成而产生，标准化的实践也随之开始了。秦朝，推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把书写文字统一，这可以视作最早的出版标准化行为。汉代，在简牍成为主要出版物载体的阶段，不同用途的简牍规格也有了一定的标准，比如书写经书和法律的简牍，一般长度为二尺四寸，用于写信的简牍，一般长度为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书信称为“尺牍”。晋代以后，纸张代替了简牍等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纸张的规格也逐渐统一，晋代纸张的规格一般为高23-24厘米，长26-27厘米。不仅简牍、纸张有标准，书籍装订形式也有标准，明朝中后期，线装书流行，一般线装书的装订形式是指封面上打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联，因此，线装书也有“四眼装”的叫法。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出版业的标准化萌芽很早，并且延续时间很长，所使用的标准涉及多个方面。当然，古代的出版标准与现代的出版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许多出版标准是零散的、粗线条的、原始的，是出版业处于手工业发展阶段的一种本能的反映。 标准在新中国出版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出版标准化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与标准相关的文件或规定，如1950年做出统一全国书刊定价的决定、统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重要著作版本的决定、统一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版本的决定，1953年颁布《关于图书杂志版本记录的规定》，1955年颁布《关于书籍、杂志使用字体的原则规定》和《关于汉文书籍、杂志横排的原则规定》，1956年颁布《关于统一书籍、杂志定价标准的决定》、《全国图书统一编号方案》（简称“全国统一书号”），1958年颁布了《标准幅面与格式、首页、续页与封面的要求》国家标准，等等。这些文件的发布与实施，使新中国的出版业迅速地实现了定价、版本、排版形式、图书编号等的标准化与统一化，奠定了新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基础。时至今日，当初制定的有些标准现在仍在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业工业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在加紧自主制定出版标准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出版业国际标准的采用，我们采用或修改采用了国际的书号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标准、音像制品编码标准、书号条码标准等，这些标准的采用，提高了我国出版标准的国际化水平，同时，也为出版物的市场化、国际化销售提供了标准支持。不仅如此，我国的许多印刷厂、新华书店、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等还积极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以提高出版单位管理经营水平和出版物质量水平。 在出版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今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出版业，原有的以纸质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等为基础的出版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的要求，相关的标准化组织、企事业单位已经着手新的标准的制定，一些企业已经完成了数字内容版权保护标准、数字内容呈现格式标准、数字内容标识标准等数字环境下的出版标准，有些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标准的实施，在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出版标准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出版标准化实践，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出版标准有组织的制定工作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总体来看，我国出版的标准化工作与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与建设出版强国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为此需要加强新闻出版标准化工作的力度。 加快新闻出版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好新闻出版业的标准化工作。以往，我们经常把“急用先行”作为标准化工作的原则，这在标准化工作的初期是必须的，但是随着标准化工作的深入，整体规划新闻出版标准工作，建立完整的新闻出版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区分轻重缓急显得越来越重要。近几年来，新闻出版领域的标准化组织，已经开始了印刷标准体系、出版物发行标准体系、新闻出版信息化标准体系、新闻出版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制定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下一步，应当按照柳斌杰署长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加快推动新闻出版标准体系、特别是新业态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整合行业内外、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在已有新闻出版标准体系工作的基础上，尽快颁布新闻出版标准体系表，为新闻出版标准化工作提供指导。 加快手机出版标准、互联网出版标准等数字出版标准建设，服务好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新技术在新闻出版业的越来越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新闻出版业的工作方式，丰富了媒体形态，拓展了新闻出版的产业链，还对新闻出版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手机出版、互联网出版、动漫出版、网络游戏出版、数据库出版等新型出版领域，目前的标准工作刚刚起步，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缺位，企业标准缺乏协调，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标准化的屏障。下一步，应当联合行业组织、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各方力量，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数字出版领域各种国家标准建设。另外，我国的数字出版与国外差距不大，我国数字出版领域的某些标准也处在国际领先地位，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更多地参与数字出版领域国际标准起草工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国的某些数字出版标准也可以申报为国际标准。 加快重大工程的标准化工作，用工程标准带动行业标准制定。近两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正在组织实施“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等系列数字出版重大工程。在这些数字出版工程中，既有各个工程都需要的通用的、基础性标准，也有属于各个工程的、专业的标准。应做好各项重大工程标准之间的统筹协调，做好工程标准与相关领域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之间的统筹协调，甚至把相关工程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拓宽出版标准化的视野，为新闻出版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标准化支撑。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标准，按照标准化组织可以分为印刷、出版物发行、新闻出版信息化、新闻出版四个大的方面，涵盖了出版企业、出版物、出版流程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业态，这些新领域新业态同样需要有标准，比如出版教育与培训、职业技能与职业资格的标准，比如多媒体的标准、电子阅读器的标准，比如农家书屋的标准、新闻出版技术装备的标准等等，因此，要拓宽新闻出版标准化的视野，在做好相关产品、产业和企业标准的同时，关注“人”的标准，关注新的工作领域标准，做到新闻出版标准覆盖新闻出版全领域。 处理好“制标”和“采标”的关系，做好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标准制定工作。加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即采标），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的战略方针。在此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出版领域采用了许多的国际标准，提升了我国出版业的标准化水平。但是，当前技术标准专利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一些大的企业或集团，正在把一些技术变为标准，以标准的实施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采标”在提升了标准化水平的同时，也要付出更多的费用，甚至对信息安全构成一定的危害，在某些领域，可能还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新闻出版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既有产业的属性，也有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出版领域的标准既有适用于所有新闻出版单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标准，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特殊标准，我们在注重“采标”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制标”工作，制定自己的新闻出版标准。（作者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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